2020年拿到法律职业资格证的我，开始参与审核农场合同，每次都是我先在合同上用修订模式改，遇到疑惑、不确定的问题，就批注出来，然后发给我的律师舅舅请教。

　　舅舅看完给我打电话，一处处指导我如何修改，告诉我哪里改的好，哪里改的不对，哪里有问题没有看出来。通过一份份地磨练，我建立了审核合同的基本框架，了解了一条条为什么是这样约定的，背后可能隐藏的法律问题是什么。

　　连续审核了四年多，每年的合同都有一百多份，法律条款弄的比较熟了，有几次在领导的提示下，我开始注意到，在法律之外，作为一名公司律师，更应该关注一下商务条款，比如付款周期有没有问题，付出回报合不合理……

　　我开始脱离开合同，向合同申请部门去了解、甚至参与决策这件事儿，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、跟进它实施的全过程，相比于一个个具体的法律问题，我更感兴趣存在法律问题的这件事儿本身，我的目标也是“成事儿”，而不是做一个法律技术分析专家。

　　再审合同的时候，我有了可以推演这件事的信息，包括这件事的起因、想要达成的目标、具体执行人的行事风格、我渐渐意识到，也开始帮我的同事们意识到：法务审合同，审的不仅仅是合同文本，而是这件事本身。

　　有时候合同文本修改完，我会在合同外，继续提出一些实操中的意见和建议，有关于项目管理的、有关于成本控制的，有关于内部业务流程改进的……这些方面，都是在以“成事儿”的这个价值观指引下，慢慢体现出来的，我刚接触合同审核时曾想过，这些细节作为一个法务不用太在意。

　　到2024年年底，我作为公司律师就满3年了，法务工作还没有做到很高质量，关于法务合规工作，我应该做些什么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

　　彼得·德鲁克说，知识工作者的贡献应该有三个层面：一做好本职工作；二践行组织的价值观；三为组织培养人才。

　　一语中的，当我知道一个合同中存在不违法、但和组织的经营战略、财务预期不符的情况时，我要管吗、我要说吗？我曾经犹豫过，毕竟管的宽，并不招人待见。但想到自己能够更好地为农场发展贡献微薄之力，问题就不再困扰我了。

　　当我们在审合同的时候，我们在审什么？有法律问题、也有商务问题、有合同文本外的问题，甚至还有价值观的问题。只是我们在审视这些问题吗？有时候我会感觉，这些问题也像一面镜子，我在通过他们，审视我自己，来看见自己是怎样的人。

　　合同，就像是一个我们深入一件事的视角，但千万别觉得这个视角本身，就是这件事的全部了。